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也是人类抵御疫病和灾害的强大依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把科学防治纳入疫情防控总要求，坚持科学思维、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理性，全面务实高效地推进科技抗疫的中国行动与国际合作，为中国战疫提供了科学技术及其精神力量的强大支撑。
坚持科学思维驾驭战疫全局
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难预之灾和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坚持以疫情发生发展的客观现实情况、对疫病的最新科研成果和传染病救治特点、传播规律等作为决策判断依据，为驾驭战疫全局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导。
坚持科学思维，确保了决策施策精准严密。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力加强对疫情防控的科学指导，精准制定防控战略策略，及时加强对武汉和湖北防疫的统一指挥，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坚决有效地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精准决策施策的科学思维保障。
坚持科学思维，确保了防线构筑完整细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时构筑完整细密的抗疫防线，有效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既是疫情防控的紧迫要求，更是基于现代医学和传染病学原理的科学抉择。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疫情刚发生时就及时果断地把武汉和湖北作为全国主战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还是防控进程中对其他省份按照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进行因应施策，体现的既是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巨大政治勇气，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细致的战疫理性。
坚持科学思维，确保了防控与发展的统筹兼顾。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但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由此我们看到，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指出，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有序走出疫情约束给予了重要的科学指导。
坚持科学精神践行战疫宗旨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论是治愈病患还是阻止疾病传播，说到底都是要依靠科学技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类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和宿主、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危害性致命性、诊疗方案、救治药物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然而，越是面临这种情况，就越是要坚持向科学技术要答案、要方法、要力量，通过弘扬科学精神来激发和凝聚战疫能量，以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集聚科技力量，加大临床救治。始终把医疗救治摆在第一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重要要求。正是按照这一要求，一方面，我们集中全国精锐医务人员及时援助武汉和湖北，尽最大努力加强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有效地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另一方面，又及时兴建集中收治医院和创建方舱医院，尽可能多地收治轻症患者，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等床”的被动局面，而且有效地防止了轻症转为重症。在此过程中，临床救治还不断优化治疗方案，采取中西医结合手段，成功摸索出了中医药“三药三方”、血浆治疗、干细胞治疗等多种技术手段，保证了临床治愈率的快速提升。
整合科技资源，加快药物和疫苗研发。随着战疫斗争的展开，抗病毒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发被迅速提上日程。鉴于新药和疫苗的研发是一个严格复杂且耗时耗力的过程，我国政府在坚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前提下，既及时出台多项专门政策和加大资金投入，推动医院、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形成合力、协同创新，以加快研发进度，优化制备技术，又积极倡导和参与新药与疫苗研发的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国际共享。与此同时，针对新冠肺炎有可能成为一种季节性流行病，积极建立和完善国家疫苗储备制度，努力为防控常态化做好了周全准备。
坚持科学标准，加强病毒的科学溯源。从科学意义上说，病毒传播源头的追溯，对于摸清病毒传播途径并从源头上切断病毒传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就需要从科学上严格论证病毒来源，依靠科技手段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及时研究制定防控策略和措施。而从社会意义上看，加强病毒溯源研究，坚持用科学研究获得的事实和数据说话，不仅有助于人们从科学规律的高度真正意识到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实证基础，也有利于从根本上粉碎那些别有用心的恶意诽谤及抑制各类谣言传播。
坚持科学理性维护战疫秩序
现代科学技术是物质形态的科技力量和观念形态的科技理性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在努力提供硬科学的强支撑的同时，又注重发挥科学理性的软力量，通过有序有效的科学治理实现战疫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的统筹维护，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抗疫斗争中的一条鲜明主线。
加强网络治理，合理引导舆论。在全媒体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艰巨复杂的疫情防控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多样化的舆论话语和情绪表达，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会面临谣言蜂起和恶意抹黑的严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注重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坚持用科学事实和实证数据说话，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引导网民理性表达，切实维护好战疫期间的网络社会安全和舆论秩序。
加强心理疏导，化解社会焦虑。新冠肺炎疫情的高传染性和长期居家隔离带来的日常生活节奏变化，必然会在个体乃至更广大的人群中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导致过激的应激反应。这就需要及时引入和加强心理咨询与心理疏导，及时为人们缓解焦虑、缓释情绪提供有效的科学知识供给和社会关怀，从而维护公众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倡导绿色环保，文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和现代科学研究都表明，在病毒将始终与人类伴生共存的自然规律约束下，绿色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是人类能够远离疫情、战胜疫情的最基础、最可靠保证。此次疫情的发生再一次提醒我们，只有大力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坚持从改善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坚持培养科学的卫生习惯、饮食习惯和交往习惯，人类才能够在与病毒和疫情的较量中真正获得持久的主动权。
坚持科技合作展现战疫担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作为疫情初期情况十分严重和最早向国际社会报告疫情的国家，中国不仅用自己的力量、智慧和牺牲为世界守住了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而且通过积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科技合作，为国际社会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与路径指引，展现了全球科技战疫的中国担当。
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形成全球战疫科技合作大格局。面对疫情的蔓延，习近平主席指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面前，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主席不仅亲力亲为，密集开展元首外交，与各方领导人共商抗疫大计，而且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明确提出了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倡议，即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防疫合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集各国之力，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惠及全人类的突破性成果；探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这一系列重要倡议，体现了中国一贯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发了加强科技合作在全球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必将为国际社会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提供重要的科学思维范导和科技行动向导。
坚持及时、公开、透明、负责任原则，全方位提供中国经验。疫情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即向世界分享了我们获得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和病毒毒株，及时地把我们在抗疫斗争中形成的相对完善的临床救治方案、在有效药物使用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在联防联控中摸索出来的应急管理和社会组织经验与国际社会共享，为国际社会开展病患救治和大规模疫情防控贡献了十分重要的中国经验。在此过程中，中国科技部和中国科学界还积极搭建多个开放科学的共享平台，包括“防控新冠肺炎科研成果共享交流平台”“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2019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等，鼓励科研人员快捷、免费、公开发表科学发现并共享数据，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及时数据服务和有效科学依据。
推动多层次科技交流协作与项目对接，务实高效开展中国行动。在此次全球疫情的重大考验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且最先遏制住疫情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时、主动、透明通报疫情信息，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抗疫合作中的领导作用，而且与有关国家积极开展应对疫情的双边科技交流活动，磋商建立科技交流合作机制，推荐和指导中方专家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新冠肺炎疫情9个中长期重点研究方向和10个工作组，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就疫苗研发等开展信息交流合作，积极支持和推动相关科技合作项目的对接，积极支持多家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合作开展疫苗研发，为推动全球团结合作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情谊。
疫情终将过去，世界必将回归。中国的战疫斗争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付出巨大牺牲的基础上，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并不断得到进一步巩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正在成为当下中国战疫的主旋律，相比之下，国际抗疫目前尚处在严峻复杂的焦灼状态。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发扬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继续写好中国战疫的科技篇，坚持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抗疫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有效科学路径和理性睿智的科学方案，既是中国战疫的重要使命，也是全球战疫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